1970年一直到90年代，被誉为亚洲“老虎”的一些经济体实现了历史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成就：在经济以超乎寻常的高速度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持续缩小。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当时评论，结果是一个良性循环，通过广泛而均匀地分配经济增长的益处，巩固了这种增长。

这种情形已经消失。尽管当今亚洲各国政府几乎都以高速经济增长为目标，但这种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的联系却逐渐减弱。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1990年至2002年间，8个东亚国家的收入不均衡上升了45%。诚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状况急剧恶化所致，但只有泰国——长期以来，该国一直是亚洲分化最大的国家——实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当然，贫富悬殊指数只是粗略的衡量标准，而且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并不总是坏事：富人更富，并不一定就会使穷人更穷。然而，综观亚洲各国，来自大街小巷的声音叙述着更为令人忧虑的故事。在中国，不满的民众2005年进行了87000次抗议。在印度，毛派分子在落后地区的叛乱，正引发德里的政治动荡。而泰国政治危机的根源，在于曼谷与农村地区在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即使在新加坡，不平等的加剧也正导致公众的不满情绪升级。

亚洲原有的良性循环之所以被打破，有着多方面的原因。1997年的金融危机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农业领域在劳动生产率及收入方面的增长速度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农业仍是亚洲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在中国，巨大的地区差距，加上大量国有企业倒闭，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但是，正如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在一本新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亚洲地区，有一种趋势正日渐普遍：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以吸收不断壮大的劳动力队伍。1996年至2003年间，在18个亚洲发展中国家里，除了3个国家以外，失业率都有所上升。就业不充分则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亚洲开发银行称，有5亿人——占该地区劳动力总量的29%——就业不充分或者失业，另有5亿人每天的收入仅有2美元或更低。

无怪乎亚洲各国政府——其中许多政府将其不稳的合法地位，押注于稳步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承诺——变得越来越紧张，并转而求助于再分配政策，尤其是针对农村贫困人口。

迄今，这些举措通常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是资金不足；有些资金充沛，却投错了方向；或者是资金完全被浪费。

中国和印度的案例恰好相反。针对农村不安定状况，北京的对策是其大肆鼓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但该政策在农村支出方面的增幅少得可怜。然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形象工程上花费巨大，如通往不毛之地的空荡的高速公路，这些项目的收益微不足道，甚至还在赔钱。

另一方面，鉴于印度高额的财政赤字，该国新出台的农村工资保障计划颇为铺张。但在基础设施方面，印度长期投入不足，还因官僚主义造成阻碍。基础设施对于鼓励私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颇为必要。

中印两国均未投入足够资源，以发展教育和提高农村医疗水平，也未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系。这些措施颇为必要，不仅是为了安抚目前的穷人，还将为更长远的经济发展奠定牢固基础。

但是，选准优先发展的目标，并在这些方面投入足够资金，仅仅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还要确保钱花得适当。这不仅需要建立反应灵敏的机构，还要拥有相应的人力——这些人应具备技能和经验，足以实施国家计划和高效率提供公共服务。

此外，这还意味着需要清除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亚洲公众生活的贪污腐败行为。中国出现农村抗议，不仅是由于就业机会不足和生活水平低下，同时也是因为无情的党的官员的贪婪。而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腐败指数(CPI)中，印度还不如中国，五个东亚大国的表现都更加糟糕。

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曾发表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在印度政府发放给穷人的钱中，只有15%能到他们手里。这种糟糕的纪录绝非个例。当亚洲经济体的表现或多或少还过得去的时候，其统治者的无能和不诚实或许能够侥幸逃脱指责。但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关系，正在消磨公众的容忍度——也改变着政治游戏的格局。

市场化改革固然必要，但顾名思义，它们无法解决那些需要国家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如今，国家效力乃至亚洲各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正面临一场严峻挑战。亚洲公众日趋响亮的不满之声预示着，如果政府不能通过考验，等待它们的会是什么。

*《亚洲劳动力市场》